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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融资》导读

发布日期:2019-11-05 作者:快三咨询 来源:快三咨询

快三“一带一路”经济研究和服务(电子刊)

2019年第1期  总第1期

 

专题:《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融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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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发布了《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融资》一书。是在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Hongjoo Hahm的总体指导下,集合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家共同编写而成的。我国政府通过“发展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公私伙伴关系和基础设施融资网络”项目为该书提供了资金支持。

 

该书总结了亚洲及太平洋的基础设施融资情况,并在三个互补支柱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战略方针和重点:

 

首先,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作为总体原则,在基础设施发展的所有阶段——从最初的规划和概念化到实施和运作——确立良好做法。

 

第二,各国政府需要为基础设施融资和发展提供有利的有利环境,包括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和市场,并确保有效规划和实施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私营部门需要更有意义地参与基础设施发展,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宝贵伙伴。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亚太地区,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所提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融资战略和方法,将成为亚太地区下一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理论基础。

 

本文将向您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设施:战略,治理和实施

 

本章侧重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战略规划,治理和实施,提出了针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多学科和跨部门方法;本章还讨论了基础设施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建设,设计,运营和维护(O&M)阶段,以及规划,准备和采购阶段。

 

1.1  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定义和成本

 

在本书中,对“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定义参考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应为:(1)依靠清洁、环保和安全技术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率(目标7.2、7.3和9.4);(2)能够在与气候相关的危害和自然灾害中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指标13.1);(3)除了建筑物,交通,能源或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标准基础设施部门外,可持续发展目标还要求对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进行投资。

 

本书对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主要分布在五个领域:(1)维护基本人权,消除贫困和饥饿;(2)投资于人类能力——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3)有利的基础设施——交通,ICT,水和卫生设施;(4)确保人类的未来——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5)和睦相处——可持续消费和生物多样性。此外,本书还提出,对于投入成本的估算应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的额外成本和其他干预措施,例如政府转移支付。

 

根据亚太经社会评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总成本为9060亿美元,占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总成本的62%。其中,份额最大的是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48%),其次是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水和卫生(22%),其它成本包括可持续消费和生物多样性(17%),保健和教育设施(占13%)和农村基础设施(占1%)。

 

1.2  政府治理和体制面临的挑战

 

挑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1)错误的预测方法;(2)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错位。其一,代理人有可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从而导致不良结果;其二,尽管某些政府机构对项目的技术和财务可行性负有责任,但它们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或缺乏进行最佳分析的能力);其三,政府通常受到选举周期的限制;其四,大多数国家还是依靠自下而上,逐项评估成本和收益来开发新的基础设施政府内部以及执行基础设施不同阶段的政府之间普遍存在的“孤岛”

 

1.3  以改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设施的规划和交付

 

规划机构应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包括专业工程团体、学者、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磋商过程有助于确保充分考虑到最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机遇与挑战。此外,为了使规划机构有效地工作,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它们具有必要的资格,并具有必要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和财务知识。

 

比较重要的工具和平台包括: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透明性计划(Construction Sector Transparency (CoST)),亚洲开发银行的国际基础设施支持系统(th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Support System)。典型案例为英国基础设施和项目管理局和新西兰新的基础设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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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基础设施项目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应考虑它们具有成本效益,包括:i)规划,ii)准备,iii)采购和融资以及iv)实施。前三个阶段通常由政府负责,但实施阶段可以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管理,也可以作为PPP协议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将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的各个阶段(例如设计,施工和运维)捆绑在一起,可以确保至少私营部门通过适当的协调来有效交付。下图为项目生命周期及其包含的相应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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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计划阶段

l  计划阶段从确定需求开始,以选择项目作为良好的投资决策结束。

l  投资决策应基于该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且无论是否进行公共采购,都应做出该决策。

l  理想情况下,应由国家基础设施规划机构完成批准该项目的建议。

l  地方一级的利益相关方协商,由地区或地方实施机构进行评估,并与项目需求更加相关,并确定项目设计和实施中可能考虑的任何问题。

 

1.4.2  准备阶段

l  在准备阶段,区域或地方执行机构在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机构的支持下,对项目的市场,技术,经济,商业,法律,环境和社会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

l  这些研究需要适当的预算、机构能力和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承诺,以便有效地对项目进行成本估算并确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风险。

l  生命周期成本(WLCC)等工具还应考虑项目的政府资金需求,并评估:(i)该投资是否具有其他用途的公共资金最高的回报率;(ii)实现公众对所提供服务的期望访问水平可能需要的补贴水平。

l  在准备阶段结束时,政府应该能够验证投资决定并决定继续进行该项目。

 

1.4.3  采购和融资阶段

l  通过该采购,一个或多个私营部门承包商从事此类项目或此类建筑或O&M或PPP的开发。采购决定提供了获得项目服务的最佳方法,并且应独立于融资方式作出。如果决定由一家私营公司提供所有服务,则应遵循该国的PPP法(如果有)以及相关程序。

l  在这种情况下,采购机构将负责与私营公司对特许权合同的整体管理,而私营公司将管理项目实施所需的任何分包合同。

l  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机构将在为最适合该项目采购的区域或地方执行机构提供咨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使用公共部门比较器(PSC)来确定最有效的公共采购形式(世界银行,2014)。

l  在确定最佳采购方案之后,政府可以考虑融资方案。筹资战略决策可以确定:i)政府资助的时机;(ii)应使用公共或私人金融工具。

l  无论是通过PPP还是通过公共采购,确保实施项目的承包安排具有适当的风险分配也很重要,为此,应将它们包括在协议范围内。

 

1.4.4  实施阶段

l  实施阶段包括到项目周期结束时的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以及资产处置。确保项目的收益符合预期,并且确保对项目资产的管理采取适当的行动很重要。

l  需要一种系统的,结构合理的合同管理方法。这需要基础架构的实施和基础架构合同的实施,包括建立合同管理团队。

l  项目监测需要收集经济,金融,社会和环境信息。该信息应报告给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机构。

 

1.5  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2000年至2010年期间,亚洲及太平洋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显着增加,年均增长率为14%;但是,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波动很大,并仍低于2010年的峰值。在整个2000-2018年期间,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集中在一些国家,印度,中国,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占总数的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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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此类项目时,政府需要确保可获得公共资金。同时与传统的政府采购相比,与PPP合同安排可带来预期的效率提高,将风险从委托人(即政府的采购部门)转移到代理人(即私营部门的经营者),从而有助于更好地调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机制。

 

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基础设施融资

 

本章主要讨论债券融资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中的作用。

 

2.1 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债券融资状况

 

2018年,银行贷款占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占55.2%;债券融资仅占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总额的13.1%,与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持平,但明显低于欧洲( 约20%),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均为约30%)。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每年约为1250亿美元,其中债券融资价值从2015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66亿美元;2015-2018年期间,从债券筹集的资金平均份额仅为10.8%。在1995年至2016年之间,只有11个国家发行了国内债券,只有16个国家同时发行了本国和外国债券;在已发行的国家中,债券发行的规模也很小,1995年至2016年期间,国内公共债务的年均金额为GDP的1.6%。

 

2.2  亚太地区债券融资的困难

 

亚太地区不良的主权信用风险等级对这些国家的公司和项目的信用风险等级具有直接和不利的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限制了亚太地区债券融资,除印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外,北亚和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的国家资本市场大多不发达。此外,还存在如下障碍:

 

2.2.1狭窄的投资者基础

在大多数亚太国家中,国内商业银行仍然是公司债券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群体;(非银行)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在基础设施融资中的作用仍然有限。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经济体中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巨大,2016年达到14.2万亿美元。但是,这些资金通常不参与长期融资。例如,在中国,仅政府债券总数的3%;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在17%至38%之间;2018年,机构投资者仅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0.7%。

 

主要原因是:基金经理对其投资进行短期观察;管理基金管理的法律和法规仍然过于严格;许多国内机构投资者缺乏评估和管理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特定类型风险所需的专业知识;通常认为基础设施融资中的政治风险很高,并且可能会受到政府政策和法规突然变化的影响;基础设施资产的利润状况往往呈现出“ j曲线”(即投资者必须愿意忍受沉没的投资数年生成);融资工具和债务工具的可用性有限,以及缺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数据和明确的基准。

 

2.2.2  伊斯兰金融的潜力仍未开发

由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金融机构持有的全球伊斯兰金融服务总额的份额在2017年仅为22%,价值约为4,250亿美元,而且主要归因于马来西亚。

 

2.2.3  市场流动性有限

在2015-2018年期间,亚太一些主要经济体中,公司债券的平均债券周转率较低,为0.1-0.8,而政府债券为1.2-2.7。如此低的流动性的主要原因是,最重要的债券是短期期限,这会不利地影响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将债券持有至到期。

 

2.2.4  信用评级机制薄弱

由于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很小,许多国家的评级机构仍需要进行市场营销,然后影响提供独立和商业上可持续的评级服务的可行性;许多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信息的访问受到限制,并且通常缺乏适当的治理;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标准、定义和基准时,兼容性程度仍然很低;存在利益冲突;本地信用评级机构缺乏掌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能力。

 

2.3  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基础设施融资:部分政策选择

 

2.3.1 确保有利的经济环境

应适当补偿因项目提前终止而产生的额外费用;信贷支付必须以使这种支付义务可以执行的方式进行。

 

强大的银行业对于债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银行信贷的普遍可得性通常会影响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也应发挥银行和债券市场互补的和潜在的协同作用。

 

2.3.2  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的结构

深化主权债券市场,扩大投资者基础,使金融工具多样化,增加市场流动性,改善风险转移和信用增强机制以及保护投资者权益。

 

2.4  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

 

2.4.1 谨慎发展资本市场

担保必须非常具体,并且不应涵盖范围广泛;利益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在确保公众充分意识到发展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应结合用户社会经济变量来审查用户收费,这些变量应考虑到用户家庭的整体财务实力,尤其是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

 

2.4.2  发展绿色债券

2018年,亚太地区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5%;其中中国占绿色债券全球发行量的全球份额15%,发行了价值31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亚太地区其他大型发行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主要措施包括:建立绿色债券发展框架、通过知识共享和财政激励措施促进绿色债券发行、增加国家主权担保等

 

2.4.3  对债券市场的负责任投资

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分析以及债券发行和交易策略的主流可以帮助促进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并且在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有用。

 

ESG集成过程可以被视为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它确定并收集影响公司,行业和/或国家的ESG信息;第二部分是基本证券和投资组合分析,其中投资经理评估ESG因素对特定公司,部门和/或国家的投资绩效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投资决策本身。是否投资于债券,基于ESG集成是由客户需求,监管要求和激励措施共同驱动的

 

2.4.4  可持续债券交易

可持续证券交易(SSE)计划于2009年启动,是一项联合国伙伴关系计划,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环境及负责任投资原则等。SSE计划目前跟踪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活动,包括:i)要求将ESG报告作为上市要求之一;ii)每年报告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公司治理;iii)提供有关ESG报告的书面指南;iv)在过去的一年中提供了交互式ESG培训;v)采用任何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指数(可能包括环境指数,社会指数或特定主题的指数,例如低碳指数);vi)在单独的部门中制定了可持续性规则和法规; (vii)提供专门针对中小型企业(SME)的上市平台。

 

三、通过外部效应增强私人基础设施融资

 

关键的挑战(也是本书的原则之一)是如何通过减轻风险来激励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回报率。本章着重于确定和利用基础结构开发的外部影响,建议各国政府探索使用由新开发的基础设施创建的预计收入外部性税的方法,以帮助承销一些产生的费用。本章还讨论了私人投资者的自愿投资,为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提供资金,以及税收的征收和逃税等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3.1  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外部效应

 

外部性效应也可以看作是“价值获取”的扩展,它是通过征税(例如财产税)和资产出售(例如土地),运输和停车税,改善税以及出售土地或持有的剩余土地或开发和使用权而从公共部门衍生而来的。通常,这些额外的税收是由新开发的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可供地方和/或中央政府使用。后者的参与者通常必须仅依靠前期赠款和补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依靠用户收取投资回报。

 

应该应用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将一定比例的额外税收分配给项目的前端的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这样的安排比不包括项目设计和建设的政府补贴更为可取,因为它的使用会产生经济影响。这不仅提高了私营部门的效率,而且对环境更具经济效益,私营部门投资者和政府的利益也变得更加一致。

 

部分增量税收收入可用于资助项目的预投资(预可行性/项目准备)研究,或者将这些增量税收的一部分留作“应急基金”,以弥补潜在的需求缺口。

 

3.2  为私人融资获取税收收入

 

如果由新基础设施创造的外部性税收收入与提供给投资者基础设施的公共补贴“部分”联系在一起,那么实际的投资回报率将大大提高。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滥用和保护公共利益,政府应确保补贴计划的充分透明度和问责制。公共利益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也可以帮助监督此类``降低风险''计划,并帮助使社会更加意识到其成本和风险。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议和合同清晰透明。

 

3.3  与基础设施外部性有关的其他问题

 

3.3.1  加强外部性的自愿努力

运营商和投资者的自愿努力可以显着增强基础设施项目的外部效应。因此有必要提高私营部门融资的效率,并引入适当的公司治理机制。私人部门投资者的股息支付也将根据项目的收入而变化,包括用户费和公共补贴,并且可能与外部性影响相关。

 

基础设施发展的一种间接激励方案是支持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同融资——基础设施项目周围的地区实现了良性的经济循环,税收增加和“回报”得到改善,然后以催化和培育更大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分配,并产生了比实际更大的社会影响。

 

3.3.2  适当征收税款以防止逃税

由于治理不善和缺乏实施具有合理行政和审计成本的税收政策的技术,获取增量税收对政府来说更具挑战性,因为它量化了基础设施开发的真正影响。帮助更有效地收税的一种方法是应用新技术,例如卫星图像数据收集。

 

3.4  政策建议

l  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追求利润,提供额外的资金来帮助催化和支持围绕新基础设施项目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l  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还可以在创建金融衍生产品(例如期货合约,违约风险对冲工具和证券化产品)中发挥作用,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以成为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

 

l  政府必须有效,公平地征收增量税;不妨采用诸如卫星数据之类的先进技术,以更好地有效,全面地征税。

 

l  政府必须减少其经济中的非正式性,为正规企业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商业的环境来实现的,其中包括改善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更好的产权以及激励措施,以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

 

四、为可持续的跨境基础设施融资

 

跨境基础设施被广泛定义为促进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连接并因此为所涉及的两个或多个国家带来利益的基础设施。在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情况下,“硬”和“软”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和协同作用往往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必须面对各种跨国因素,这使得它们的实施和承保比国内基础设施项目更为复杂。跨境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具有政治和/或地缘战略组成部分,然后可能需要附加的机构安排。还需要在不同的主权政府及其各自的机构之间协调有关其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的决策,并弥合其各自的运营方式中的差异。

 

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各国之间具有共同的区域愿景,以实现区域范围内的计划和协调机制,包括为跨越国界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一带一路倡议(BR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行这种整体方法。本章探讨了为可持续的跨境基础设施融资所需的风险和挑战,并就如何克服或减轻此类挑战提供了一些具体建议。

 

4.1  跨境基础设施融资的风险和挑战

 

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与国内项目不同的主要风险在于:

l  庞大的投资需求: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规模往往更大,因此需要更大的前期资本投资;只有有限的公司和投资者才有财力,技术和人力资源来长期开展和运营;可能导致金钱评估价值不佳等问题;私营部门投资者通常更愿意在谈判条款和协议时与单个交易对手进行交易,而不是与多个机构交易。

 

l  较长的成熟周期:参与国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不够理想;项目容易受到事后谈判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单方面对有利于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事后变更;争端解决机制会增加总的项目成本。

 

l  缺乏充分的合理基础:更容易定义国内项目的范围和收益,从而量化其可行性;具有政治,军事,外交或战略方面的动态不确定性;成本和收益也可能不会在相关国家之间平均分配;谈判条件的复杂性和潜在的紧张程度较高。

 

l  具有不同的外汇,通货膨胀、信贷和需求风险:风险管理工具增加了项目的预算;风险的确切种类和程度有所不同;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有时还具有大量直接和或有负债;需要保证外汇可兑换性和可转让性。

 

l  政治风险: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政治风险更高,从而增加了私营部门行为者的正当关切;外国和国内私人部门投资者可能会选择拒绝参与;解决争端风险和成本巨大;政治选举周期和/或领导层变动也可能导致需要跨境项目事后重新谈判,甚至突然取消。

 

l  监管和政策框架的差异:参与的公司可能在一个或多个相关国家中面临监管问题;总项目风险由哪个国家的业务和监管环境最不利来有效地确定。

 

l  机构能力和协调问题:给参与国的国家机构的能力带来很大压力;水平和垂直机构协调导致项目实施延迟的潜在风险;不同政府可能对选择建设,运营和维护整个基础设施的财团成员有不同的看法和利益;需要准独立和受信任的第三方来帮助促进这一过程,例如多边开发银行(MDB)。

 

l  社会和环境问题:惠益分享必须包括过境国及其社区;可能面临文化障碍、语言障碍、劳动惯例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许多国家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严格。

 

l  异构技术标准:两个邻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可能无法使用相同的技术标准;设计规范,施工规范和/或材料标准的变化可能会成为关键问题,尤其是要竞争性招标的项目。

 

4.2  与利益相关者合作

 

通常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多边开发银行,主权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地方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在项目规划中不应忽视它们,因为尽早参与特别重要。

 

4.2.1  区域和次区域机构

区域性方法通常更适合于实施跨境项目,特别是在涉及以下方面时:i)共享资源的管理; ii)需要在多个国家之间协调政策和法规; 或iii)调和不同国家有时相互竞争的发展目标。采用共同的政策框架有助于加强利益相关者的承诺。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不涉及任何一个司法辖区来实施公平的成本和收益系统,为了确保过境国的利益,政府间对话很重要,应高度重视环境和社会保障。

 

4.2.2  多边开发银行

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1)提供金融工具和项目准备技术援助;2)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来吸引商业投资;3)通过对环境和社会计划的尽职调查来帮助解决不同国家或社区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分配。4)参与的政府遵守多边开发银行的保障政策。

 

4.2.3  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

一些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具有高度的限制;私营部门投资者有时需要与国有企业(SOE),多边开发银行(MDB)或其他发展援助和“软融资”竞争。

 

私营部门通常以承包商的身份参与实施跨境基础设施的工作,可以提供各种能力,技能和经验,更擅长预测单个项目的预期成本,收益和回报。应及早将与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的接触制度化,以便他们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合法利益和关切。

 

4.2.4  政府和国有企业

对于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国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通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多数跨境项目都是由公共部门资助的。各国政府在为信誉良好的项目提供明确的政治支持,确保为国内和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及建立合同管理和机构间协调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2.5  当地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

由于受影响的当地社区承担了很大的成本,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渠道,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补偿安排。

 

4.3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可持续的跨境基础设施发展

本节概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寻求应对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挑战和风险,特别强调了其在支持的项目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成分以及与《 2030年议程》的联系的努力。关键挑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l  庞大而复杂的投资需求

l  成熟期较长

l  长期以外币计价的债务

l  政治风险

l  监管风险

l  机构能力和协调问题

l  社会和环境风险

l  统一技术标准

 

在更加务实的层面上,可以轻松地确定联合国倡导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与中国政府确立的五个BRI合作重点(BRI-CP)之间的联系。

 

除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基础设施计划:

 

l  东盟:2016年通过的东盟框架下的关键基础设施计划是《 2015年东盟连通性总体规划》。

 

l  欧盟(EU):核心战略是于2018年9月启动的“连通欧盟与亚洲的战略”,重点是交通,能源,数字和人文层面。

 

l  美国:美国国务院于2018年启动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l  日本:计划与亚行一道实施“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亚洲未来投资”计划,还有日印联合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l  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CMECS):在2018年的第8次会议上制定了2019-2023年的“ ACMECS总体规划”。

 

l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河内行动计划》和《区域投资框架》,已于2018年3月获得批准。GMS正在进行的许多项目都包括跨境基础设施组成部分。

 

l  上海合作组织(SCO):将交通基础设施确定为该地区最紧迫的问题。

 

l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到2018年,该计划已动员了329亿美元的投资,涉及多种运输方式的网络。

 

五、亚太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挑战

 

亚洲共有12个内陆发展中国家: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蒙古,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亚太地区有14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斐济,基里巴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克罗尼西亚(FS)),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 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这两类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往往相对欠发达,资本市场狭窄,公共资金有限,私人部门适度,为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的能力有限。

 

5.1  基础设施发展与融资挑战

 

亚太经社会估计,在亚洲及太平洋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内陆发展中国家(LD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中,平均有65% 基础设施项目的百分比由政府预算提供资金。在其余的35%中:i)15%由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公私伙伴关系(PPP)安排; ii)10%的资金来自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和信贷; iii)其余的10%由官方发展援助(ODA)提供资金在发达国家,平均只有30%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由公共资助的,而大多数是通过其他方式筹集的。这表明,许多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尚未找到利用私人和其他非公共资金来源来满足其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方法。

 

5.2  政策建议

 

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改善治理标准,亚太地区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应更有效地为基础设施调动国内外资金来源。包括:改善税收管理,通过法律,监管和其他措施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及建立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信心;还需要确保将国内外资本有效地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

 

六、案例分析

 

本书还提供了亚太地区基础设施PPP国际投融资的经典案例,包括:

l  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债券

l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行的主权绿色债券

l  马尼拉的包容性供水特许权

l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北部经济走廊

l  金边至胡志明市公路项目的环境和移民问题

l  尼泊尔的边境过境口岸

l  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

l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l  不丹:养老基金对发电厂的投资

l  吉尔吉斯斯坦:低碳基础设施的多边气候融资

l  中亚跨境走廊融资的区域合作

l  马尔代夫旅游基础设施融资战略

l  斐济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分配和国际合作

l  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资本市场

本公众号后续将对上述案例进行介绍,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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